平民社会之出现，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携人生，林林总总，蠢然而动，熙熙攘攘，惟利是竞。浊波混流，正复弥漫。庆历变革之伟大文化运动，盖即志士仁人，不安于污秽凡陋，遂乃致其精诚，趋赴理想，矫时变俗，而崭然开出另一光焕之新境者也。
一个社会到了读书人也“无行”的时候，世风的污陋，乃是自然的结果。而“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携人生”，则是最基本的原因。类似场景，或许是社会“转型”时的常态，今人或不无似曾相识之感。而是否能有不安于污秽凡陋的志士仁人，“趋赴理想，矫时变俗”，开出另一光焕之新境，恐怕也是所有“转型”社会能否产生一伟大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
从先生文章的脉络看，大概是先有侧重平民社会的初稿，后又根据新出版的论著进一步修订。初稿中一些观察和思考的面相，隐约可见日本学者的影响（吴先生在1936年曾翻译桑原骘藏的《晋室南渡与南方开发》，文中明显可见此文思路的影响）。增补的修订中，则多引证陈寅恪发表于吴先生毕业后的意见，盖因陈先生向来重视社会演变时的新旧异动也。
而对一些时贤的看法，则有所商榷。如陈登原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说，中唐以下兼并剧烈，民生困苦，故平民地位低落。吴先生指出，“地位高低，乃基于阶级制度之判分。宋以下由于特权世袭阶级之取消，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故平民地位实在上升。而钱穆先生说，隋唐习见官吏以经商致富，自唐中叶以后此风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者少，商贾在政治社会方面活动力亦渐绌（《国史大纲》）。吴先生则认为：中唐以下社会的平等化，“应指贵贱阶级之混泯言，而非可语于经济上之贫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