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洛夫的教育学成型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时代，是对在相当程度上受杜威进步主义影响的苏联20世纪20年代教育的纠偏和反拨。它在中国被广泛传播的功能之一，是取代杜威及其学生在中国教育界的巨大影响。与卢梭的自然主义、杜威的经验主义、行动主义的教育哲学相对，凯洛夫与19世纪的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属于“主知主义”的哲学，重视知识传授的完整性、系统性，重视班级授课制和课堂教学，强调教材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主张建立整齐划一的教学标准、教学计划。凯洛夫将赫尔巴特的教学论更加操作化和刻板化，强化了赫尔巴特建立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价值。凯洛夫认为教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项指示，对学生的学习来说都具有“法律的性质”,而学生不过是“教育影响的客体”。由此可见，他比较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教学大纲对教师也具有“法律的性质”,所谓“以课本为本，以大纲为纲”;其在实践中则十分烦琐，具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弊病。不难看到，这套价值体系和教学方法与强调师道尊严、重视书本知识、轻视经验和实践等的中国传统教育是暗合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