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北青深一度 记者/张帆 图片/郭育嵩 “九.一八”事变纪念碑 郭育嵩是名老兵志愿者，2015年他停了大半年工作，一个人跑了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看望了100多位老兵，陪他们聊天，为他们拍了照片。 老兵中，年龄最大的有107岁，“他们是抗战期间的小伙子小姑娘，我们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一百岁上下的老爷爷老奶奶了”。 起初，他只是想来看看他们，没想过要拍片子。他没有拍那些困苦的环境和身上的疤痕，只是记录了老兵们的眼睛，“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能遇到他们，看到他们眼中的光，有委屈，有遗憾，有愤怒，有自豪，有生死，更有想念”。 到2018年，老兵已经走了很多，他把拍摄的老兵眼神做成一个短片，为老兵筹款，其中很多人的名字被打上了白色方框。小郭记得，有位老兵志愿者曾对自己说过：“老兵在风中，我们在路上，我们赶也赶不及”。 在“九.一八”事变87周年之际，我们节选了郭育嵩镜头下11位老兵的故事。烽烟燃起时，他们正是青春年少，他们即将奔赴沙场。 宋春梅 宋梅春，1927年生人，现住在南京。老人打过抗日战争，曾担任民兵队长，老人说：“我没打过一枪，但是我转移过老百姓”。2015年，老人对前来探望的小郭说，自己认识的40个抗战老兵，在扬州这里的，现在只剩下8个了。 唐正熹，98岁 ，曾任第三十四集团军第一军第七师上尉连指导员，在河南与日军作战。老人现住在安徽合肥肥西镇，家中后墙为当地志愿者出钱出资帮忙修补。老人展示了一本笔记，他曾在本上默写岳飞的《满江红》。老人现在身体还算硬朗。 张明仁，97岁 ，住在云南昆明，曾是国民党第五军第二〇〇师戴安澜的部下。不久前，老人和失散77年的战友重逢、合影留念。这两位中国远征军在1941年同在第五军第二佰师第598团，张明仁（左）当时在三营当通迅兵，王章文（右）当时在师司令部当驾驶兵。回忆当年作战经历，张明仁讲过一句话，“士兵不士兵，先背六十斤”。 柏務林，已过世，生前住在湖北武汉，曾任黄埔军校本部二十一期上尉区队长，作为曾经的黄埔教官，他回忆，“当时军纪很严，教官训兵就是揍得狠”。柏務林说，“我特别后悔我没有去前线打过鬼子”。小郭曾安慰老人，“您别遗憾，您培养的兵没有一个是孬的”。 李颂卓，99岁，现住在湖北武汉，1938年入伍，曾任中央防空学校照测第八队第三分队学兵。他形容当时武汉防空学校里学生的状态：“生活艰苦，没人叫苦”。他有一把佩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军帽里有一个‘死’字”。晚年，老人在家读书、看报、写字，见到小郭来访，他写下一首诗：“喜配金章入暮年，热泪滚滚落席前，国恩家庆今朝醉，富强康乐祭先贤”。 程鹏，生前居湖北荆州，江西上饶市黄埔学员班第10期毕业，因刺枪术全校第一名，留校当刺枪教官。后任新四军新五师地下工作者。晚年的程鹏头脑清楚，能写五千多字的文章。2015年9月3日，当地志愿者和小郭陪程鹏在荆州家中观看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程鹏看时流泪。半年后，老人遗憾离世。 袁影中，93岁，祖籍湖南，1944年入伍，曾任政工队战士。袁影中1955年前往新疆，此后在那里生活了40年，生两男两女，儿子当兵，女儿做老师，如今她一个人生活在深圳。老人的丈夫曾任抗日游击队总指挥，她跟小郭说起已经离世的丈夫：“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们不是做媒认识的”。 张剑西，已过世，1925年生于湖北恩施，1941年参加远征军，1944年参加“鸿翔部队”，这是中国军队史上第一支伞兵部队。“Stand up（起立）、Hold on （等待）、Standing the door（靠门站立）、 Go（跳）”，小郭来访时，张剑西用英文写出跳伞的这4个口令。“我的兵大部分都扔在战场上了”。老人说，他的儿媳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瘫痪在床，孙女也患上同样的病行动不便。儿子和儿媳已离婚，但老人直到去世前，照顾了母女俩20多年。 史定坤，95岁，居河南平顶山 ，曾任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三连一排三班上等兵，参加过中国远征军。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投降签字时，史定坤站在何应钦的左后侧，成为日军投降仪式的见证者。史定坤曾是北京老兵赵振英的勤务兵，赵老管他叫“小馒头”。小郭拜访时，老人用两碗小米粥和两个馒头招待这个他。老人的儿子是当地最早的老兵志愿者之一。 李韡棠，92岁，河南人，现居台湾台北。曾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副研究员。小郭到访时，老人要给他煮饺子吃，开玩笑说，“给你煮饺子，不吃不中”。小郭想给老人拍张敬礼的照片，拍完后老人说，“我当时其实不想敬礼，也不打仗了，我也退役了，敬礼得军人敬”。老人后来给小郭写了一句话：“生在两个时代，人生感受不同，诚以待人，忠厚以为本，人性最重要，共勉之”。 刘成龙，95岁，生前住在天津，曾任新一军野战医院准尉军医。2015年11月，老人右臂突发骨折摔倒，当地志愿者朵儿和志愿者组织为老人筹了钱。2018年3月，刘老的老伴过92岁生日，大家去给老人过了寿。 举报/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