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公本以父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论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指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好朋友罗汝怀也写信给曾国藩，指责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
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公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并丧制而夺之，必事势之万无可已。故其事不及于位卑任轻之人。今以九重绮畀，四海属望，而下同乡阎之匹士，固守经曲之常轨，一再曰：“两次夺情，从不平静”，岂足以为解手。
最令他难堪的是左宗棠一针见血的责难。曾国藩自知心亏理缺，无法辩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病根所在，给他开了“意味深长”的两种药方，一为治病，二为治心。“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