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我们所遇到的两种道德推理是不同的。它们各有其自己的逻辑标准——即：适用于批评个人行为的标准或适用于批评社会实践的标准，但这两种标准是不能够通用的。苏格拉底在等待死刑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个人行为的道德推理与社会实践的道德推理之间的区别，当有机会越狱而免于死刑的时候，他宁可选择死亡。在苏格拉底看来，尊重法庭的裁决和宣判，是一名雅典公民应尽的义务，逃跑就是逃避这种义务。如果他选择了逃跑，将不仅仅是表示他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同时也表示他对整个雅典的宪法和道德法典的否认。这是他所不想做的。
苏格拉底的故事说明了两种道德推理的本质区别，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而汉普登和“造舰税”的故事又说明在另一种情况下，作这样的区分将失去意义。对那些我们视为正当的原则我们必须给予最大程度的尊重，但如果我们对原则本身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在现实生活中，对一种原则的公正性最强烈的质疑，莫过于在某一特定情境中拒绝遵守这一原则。一旦在法律和道德上拒绝遵守某一原则，就意味着人们将企图对这一原则重新作出检验或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