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传统文化习俗是由明确的协议而产生的。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开始；关于社会习俗起源的社会契约理论假定，协议的达成需要很多其他事情，如高级沟通技巧。路易斯（Lewis，1969）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开始路径。我们最开始要协调一个问题，如每天早晨几点钟在新营地前集合，一起去捕鱼，假定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碰巧是在正中午出发的，因为刚好这个时候人够了。假定如果没有高级的沟通技巧，我们在第二天会怎么做呢？根据谢林（Schelling，1996）、路易斯（Lewis，1969）的假设，人们会在第二天的时候从所有可能的时间中挑选一个时间，而对于人类来说，做这件事情的自然方式是根据以往经验，即我们之前是怎么做的，所以第二天会再次在中午出现。所以我们就习惯于此了，而新人就会模仿和遵从我们。而任何不遵从的人，就会不再是一个参与者。
但有了交流，我们还可以教他人习俗，并鼓励他们遵从习俗，以参与到文化实践中。对理解集体意图性更为重要的是，成人教导儿童如何进行文化实践时，儿童并没有将其当成对当前事件的交流，而是将其看作关于世界的一些普遍状态，适用于诸多类似的事件（比如，捕鱼要在中午）。因而，成人告诉儿童那边水里有条鱼时，这就是一种交流，而非教导。当成人想要教儿童时，他会这么说，“这类鱼会生活在这样的地方”，而这样可以促进儿童的捕鱼能力（Csibra & Gergely，2009）。这种合作交流的教学模式隐含了这样一件事情：这种类型的客观现实是一个普遍的规律（通常是这种鱼，通常是这类地方），而当前的场景仅仅是这类客观现实的一个例子。教导的背后是这种对待事物的这种集合的、客观的观点，而这一观点是由文化群体发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