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职员的籍贯分布来看，1935年上半年，四川省籍人士在学校重要职员（包括秘书长、各课主任、各院院长、各系主任等）中占了80%，在教员中占了约73%；1936年下半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为约39%和约59%；与此同时，外省籍人士所占比例则相应地分别上升为约61%和约41%。[46]在重要职员中，外省人已经远远超出了本省人，占了近三分之二的数目，而这还不算像任鸿隽这样省籍认同并不明显的川人。虽然相对于大量的教师而言，重要职员只占少数，但他们的职责和所处的地位却对学校的大政方针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可忽视。更何况，教员的省籍变化也还是非常明显的。
川大生源一向以四川为主，兼有部分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学生。以1934—1935年为例，在校生共793人，川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96%强，外省学生中云、贵学生又占到近80%。[47]1936年夏，任鸿隽决定在平、津、宁、沪、粤、陕等地设立考场，“使省外各地青年都有来学的机会”。他坦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本校属于整个国家的，不因为地理上的限制，而成为西南的一个组织”。[48]这次学校招到新生和转学生共164人，其中外省学生占了15%，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从省区分布上看，新增6个距四川较远的省份。[49]这些措施虽然没有在短期内改变学生籍贯的基本构成，却使川大在向“属于整个国家的大学”努力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